杨慎的人生遭遇
一、才子加流氓
自隋代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形成以来，到唐代，“殿试”已经成为科考最后环节的惯例。如武则天皇帝亲自主持“策问”，名次最高者位居候考者队列最前，是为“状头”，即“状元”。元者，始也，首也。长达千年的科举考试，产生了众多状元。由于不同时代以及皇帝的不同需求和兴趣偏好，“状元”群体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亦是千姿百态。如宋哲宗元祐六年（1091年）辛未科的状元冯涓（阆中人），就说不上有何作为；被誉为“巴渝第一状元”的宋徽宗宣和六年（1124年）恩科状元冯时行（巴县人），也难说得上在中国文化史或政治史领域有多大贡献；成都人文允中，系元朝至正十一年（1351年）左榜状元。“左榜”者，是元代特有的蒙古人与汉人“双状元制”产物。他虽获授翰林国史院修撰，却落得个史籍“生卒年不详”的待遇，可见并无特异之处。因此，明代新都籍状元杨慎，就值得特别关注。
杨慎（1488—1559）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诸多创造性贡献，被多个学科所重视，而在大众层面也因为其名作《临江仙》，广为人知。正德六年（1511年），24岁的杨慎高中状元并授翰林修撰。读卷官李东阳、刘忠、杨一清相与称道其文笔“海涵地负，大放厥词”，可见其才气横溢，文笔纵横，眼界胸怀超乎常人，是个典型的才子，即如《明史》本传所说的“明世记诵之博，著作之富，推慎第一”。他于诗文之外，有“杂著至一百余种，并行于世”。拙文所谓“流氓”，是说杨慎中状元进入翰林院后，常在北京城大街上化装微服，同那些官宦子弟们一起弹琴歌舞，在青楼通宵达旦狂欢。连宰辅李东阳也以“恩主”身份出面劝说他：“公子何必躬亲丝竹”。在云南时，他梳女性发式，脸上涂抹脂粉，头插鲜花，招摇过市。晚明时期沈自徽的杂剧《杨升庵诗酒簪花髻》所展示的，就是杨慎人生的一个真实方面。明代著名画家陈洪绶（老莲）名画《杨升庵簪花图》（1637年作），表现的是杨慎醉酒蹒跚，脸上涂白粉，头插鲜花，学生们抬着他，又有两个女伎随后，游走于街市。题款为：“杨升庵先生放滇南时，双结簪花，数女子持尊踏歌行道中，偶为小景识之。洪绶。”正是因为杨慎有“流氓”气质，所以他才能兴趣广泛且敢于创新，得以在诸多领域作出“百科全书”的贡献。其为人“天禀倔强”，这可以从其临终时《自赞》的“临利不敢先人，见义不敢后为”看到。鲁迅当年为郭沫若画像为“才子加流氓”，虽有调侃之意亦不乏赞许之情，[1]故于此借用。
杨慎簪花图（明·陈洪绶绘，藏北京故宫博物院）
当朝首辅的公子、本人的状元身份、公众视野中的青年才俊等，这些都奠定了杨慎在正德、嘉靖两朝的文坛泰斗和学界领袖地位。他早年的疏奏《丁丑封事》（1517年）指责正德皇帝“轻举妄动，非事而游”，规劝皇帝“偏听生奸，独任成乱”，以“古之圣人必谋于众”倡言开明政治等，显示出参与国家大事的宏伟抱负。在思想文化领域，他首先批判了当时处于主流的程朱理学和心学，反对空谈心性，主张从事物本身去寻求自然发展的变化；又认为客观事物互相联系而又互相依存，认为事物存在矛盾斗争，其结果必然是“刚胜柔，实胜虚”；还主张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事物，即“世变如轮，无暂停也；人心如波，无少平也”。在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现象时，他十分强调“势”的作用，即从发展趋势上看问题，即：“封建非圣人意也，势也；郡县非秦意也，亦势也。穷而变，变而通也。”他重视实践经验，认为“见睫者不若身历，胜口者不若目击”，肯定出于天性的生活欲望，及追求物质利益的势利之心，这在其《性情说》中得到集中宣示：“故曰君子性其情，小人情其性。性犹水也，情波也，波兴则水垫，情炽则性乱。波生于水，而害水者波也，情生于性，而害性者情也。观于浊水，迷于清渊，小人也。肫肫其仁，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者，君子也。合之则双美，离之则两伤。”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泛滥，与当时西方文艺复兴思潮相应和。杨慎在中国启蒙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价值，被专家概括为：“推崇汉学，反对宋学，尤为斥南宋朱熹，批判宋明理学之先声”。稍后的明代思想家李贽曾写下《读升庵集》，表达自己强烈的共鸣，其《小序》说：“先生之人品如此，道德如此，才望如此，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词，况后人哉。余是以窃附悬仰之私，欲考其生平始末履历之详，时时置几案间，俨然如游其门，蹑而从之”。
在文学美学思想上，杨慎张扬文学的华美和创作灵感，推崇汉魏六朝诗的“高趣”和绮丽，是以《明诗别裁集》的编者沈德潜说其诗“过于浓丽”，却不得不承认：“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，宏博绝丽之学，随题赋形，一空依傍，于李、何诸子之外，拔戟自成一队”。他在《画品》卷一阐释为：“挥行毫之笔，则万类由心，展方寸之能，而千里在掌，有象由之以玄，无形因之以生，妙将入神，灵能通圣”。杨慎在前七子倡导的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，能独树一帜。他广泛吸收六朝、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，形成他“浓丽婉至”的诗歌风格，这当然还有着巴蜀文化
